倫勃朗生命軌跡與心路歷程(倫勃朗傳)

本書的成因一六六九年十月九日于阿姆斯特丹市德·霍圖恩寓所我們昨天早上安葬了倫勃朗,我永遠忘不了當時的凄慘情景。月初以來從未間斷的滂沱大雨已經停止,寒意襲人的濃霧給全城蓋上一件陰暗凄涼的棺衣,冷清清的街道上仿佛充滿一種莫可名狀的碌碌無為的空虛之惑,一小群送殯的人默默無語地站立在教堂門外,等候靈樞的到來。

上星期五,倫勃朗在臨終前的幾小時內,在一陣昏迷狀態中,曾經悄悄對我說,他希望長眠在薩斯基亞的身邊。他必是忘記了早在他的續妻亨德麗吉去世時,他就把前妻薩斯基亞的墓地賣去了,那時他一貧如洗,不得不賣掉他家在老教堂里的一塊地皮,給他的續妻買塊墓地。我雖答應他盡力而為,但是這件事絕對辦不到。這次我欺騙了他,倒也心安理得,因為這使他臨終時還能深信,不久以后,一切都將如愿以償,他的遺體將和他在青年時代鐘愛的前妻的遺體合葬在一處。

出殯前兩天,瑪格達林娜來訪。我一向對她沒有好感,總覺得她這個人庸俗不堪,妒忌心重,愛哭愛鬧,但是,一則為了對得起她的公公,二則由于她嫁了一個不幸的丈夫,所以我只得表示喜歡她。

她對我講了一個頭緒繁亂而冗長的故事,試圖說明家里的一點零碎金子顯然是她和柯奈麗雅兩人的財產。她反來復去一口咬定:“我相信,公公在去世前把這筆錢動用了一部分。現在叫我們怎樣過下去?我們連給孩子買點牛奶都辦不到。我相信,這筆錢是公公拿去了。”她如此這般嘮叨不休。

接著又是一篇冗長詳細的敘述,這次無非是要說明她自己有病,不能親自照應孩子。我叫她放心,那點錢一定會找到的,她是否仔細找過了?沒有,她沒有找過,但她斷定,老頭兒把這筆錢動用了一部分。因為一連好幾個星期,他連一隔畫也沒賣出,只見他呆坐著出神,或者在舊銅版的背面刻些毫無意義的線條。泰塔斯去世時,他早已窮得一文不名了,因為當時是由舅父奧依林堡出錢辦的喪事。瑪格達林娜知道這是事實。然而老頭兒竟還有錢吃飯和喝酒,特別是喝酒,他必是偷用了柯奈麗雅的一些金子。她說:“這金子有一半應該歸我所有!”要叫她不談這件事,簡直辦不到,所以我只好插嘴問她,教堂職員是否找她談過舉行葬禮的事。

于是她又一次嚎啕大哭。她覺得最近她受過一次奇恥大辱,簡直羞得她無地自容。教堂職員本人沒有來。他只派了個掘墓人來談喪事。那人喝得醺醺大醉,而且十分粗魯。他問瑪格達林娜能拿出多少錢辦喪事,她回答說,希望一切從簡,花費不能超過五個吉爾德。那人聽了哈哈大笑。貧民收容所里的人們辦喪事也比這闊綽,然而在當時,那些從未做過什么工作,終日坐在畫架前裝模作樣的文人雅士,究竟能有什么好下場!最后,掘墓人把她耍笑得忍無可忍,她只得呼喚住在底層的鞋匠來幫忙。鞋匠一把抓住那個無賴漢的后腦勺,將他一骨碌推到街上,這一下至少為她出了氣。

我這時又問,事情是否就談到這里擱下了,她回答說,是的;她立刻便又另我一個話題大發議論,告訴我說,自從她嫁到畫家的不負責任的家庭里,一直在遭受世上的女人沒有受過的折磨,她咬定這一點羅嗦個無盡無休,我覺得沒有希望聽到頭,所以叫了一輛出租馬車,帶她上魯辛渠畔去找西教堂的那個職員《這是我滿心憎惡的一個人,但又有什么辦法?尸體總不能永遠閣著不埋)。我質問他,這種故法究竟是什么意思,那個可憐蟲立即逢迎取悅,唯唯諾諾。他為他的失禮深表謙意,然后對我們大談他內心的苦衷。“醫生啊,”他說,“您要是知道如今雇到一些好的工人有多艱難就好了!干這一行已經不象從前那樣能掙錢了,在老墳里挖出的東西,現在根本不夠付工資。埋葬的人往往只穿件壽衣,這已經成了習憤,這么一來,掘墓這一行就沒利可圖了。”

我叫他少說廢話,做完準備工作之后,我們決定舉行“完滿的葬禮”— —那就是說,由十六人抬棺材,用一般長度的寬幅呢絨遮蓋尸體。我付他十五個吉爾德,另給一些小費,作為工人們的酒錢,他預先答應,喪事一定辦得漂漂亮亮,穩穩重重,光光彩彩。

可是昨天早晨我趕到教堂時,工人們雖然到了,但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表明他們在來工作之前已經喝得醺醺大醉。我對這一點覺得十分氣憤,忍不住要告訴倚在院中一棵樹上的阿布拉漢·弗蘭新,他是畫家的一位老朋友。

“這簡直豈有此理。”我說。

但是有個喝醉了的無賴漢聽到了我這句話,他瞪我一眼,露出一副深懷惡意的神色說“可不是嗎?”他斜瞟著我。“我們這里的朋友在要緊的時候也不留點神,對吧?”

我把教堂職員叫來申斥,他仍然只用前天對我講過的那番話反復解釋,說什么要想雇到正派工人來做他的這種工作,實在很難。因為如今荷英戰爭已經結束,大家手里都很寬裕,沒有人愿意再做掘墓工人了。

終于,我們來到事先選定的墓地,沒等舉行任何儀式,棺材已被放入墓穴。我本想說幾句話,跟我的這位老朋友作最后告別,但是我沒有找到機會,因為繩索從棺材底下剛一抽出,教堂職員便大聲嚷道:“干吧,伙計們,別站在那里不動手,象在打瞌睡似的。趕快埋了吧!我們今天早晨另外還有四主顧呢。”于是我們幾個送殯的人(如前所述,人數不多)只得轉身離去,我走到教堂里做禮拜的地方,跪下祈禱(這是我最近三十五年來從未做過的事)。無論上帝是否聽得到我的禱詞,我卻要祈求它對這個坎坷終生的苦命人的靈魂多多慈悲,因為他對世界作出那么偉大的貢獻,而只取得如此菲薄的報酬。

然后我慢慢走回家去,但過水閘時,遇見了老詩人翁德爾。自從上次和他見面以后,他又已憔悴多了,使我幾乎認不得他。他似乎有病,穿一件破舊不堪的大衣,不斷打哆嗦。看到這樣一個人淪落到如此地步,不禁心頭一陣寒愴。他近幾個月全市流行一種奇怪的肺病,身體衰弱的人首當其沖。我問他是否吃過早點,他說“沒有”,不過那個時期,他在中午以前很少吃點心。我約他到一家以燒咖啡為特長的新開的酒店里喝杯咖啡,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看來正合他意。他甚至談到,再走過幾間門面,便有一家新開的咖啡店,那里的咖啡很夠味,價錢也還算公道。我必是流露了驚訝的神色,所以他補充說:“你知道么,這些店家常有水手們來光顧,總有一天,他們中間會有人把我兒子的下落告訴我的。”

人的心是個奇怪的東西。許多年前,翁德爾的兒子匆匆出走,到東印度群島謀生,這本來算不了什么傷心事。那孩子根本不務正業,他喝酒,他賭博,他追求女人,而且全是些低下的女人!他父親的窮困潦倒,他負有直接責任。而這老頭兒卻常到這些中等酒店里喝咖啡,把辛辛苦掙來的幾個錢花在這里,就因為總有一天,也許會有一個水手給他捎來他那個“寶貝兒子”

的口信。

我們坐下以后,我假裝餓了,叫了些面包和干酪。“你可要陪我吃一點,”

我對翁德爾說,他答應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突然一躍而起。“失陪了”,他說,“‘海豚號’船長約翰·弗洛利松在那邊。他是昨天從馬六甲半島回來的。他也許給我捎回了我兒子的信息。”

“請他過這邊來,”我大聲喊道。不久,船長來了。他是老派的水手,身體強健,省吃儉用,但為人倒也和氣。是的,看來他會接受款待的。他會很樂意地接受款待。這天是個寒冷陰濕的日子。喝一瓶燒酒和苦味啤酒,不至于有什么不合適。他作了一次最走運的航行,往返不過一年半,他船上的水手犧牲了將近百分之四十。他是否聽說過有一個名叫約翰·凡·登·翁德爾的人?沒有,從來沒有!他不記得曾經遇到過這樣一個人。不過這當然不足為奇。船只那么多,印度又是個大國,島嶼成千上萬。毫無疑問,那孩子總有一天會出現的,會回來的。

這位船長比我們想象的他那一行的人要穩重些。我問起詩人自己的近況,翁德爾面帶急迫的表情匆匆對我說,日子沒有什么好盼頭。可憐的人!

他的心事使我想起前天在貧民收容所里看過的一個病人,那人要求我挽救他的生命,因為他已得到許可,在自己的小屋里培植一棵番紅花,他深怕萬一他不在了,那棵可憐的小植物沒人照管,便會枯死。

在這里和我對面相坐的,是一位掌握了我國語言的最偉大的天才,如今淪為衣衫襤褸、窮困潦倒的店員,而他竟在解釋說,他確有充分理由,深深感激命運對他的種種擺布。

“店主們一向對我關切備至,”他解釋道,“當然,當鋪無法給我優厚的待遇,不過我的費用很小,而且我有很多自由支配的時間。只有星期六晚上,店里的營業時間延長到午夜,除此以外,我很少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店主還往往允許我早晨上班稍遲一些,這我就可以在港口附近走一走,打聽我兒子的消息。干到明年,我希望能夠拿到養老金。我要把我的最后一個劇本《諾亞》寫完,而且一定要趁年歲還不太大,還能拿起筆來的時候,把它寫出來。”

他如此這般地繼續談著。后來那位老實的船長打斷了他的話,轉身對我彬彬有禮地鞠個躬說,他很高興認識我,因為他常聽他的姐姐安娜凱·弗洛利松談起我,她是安托尼·布勞的妻子。我記得許多年前曾經給她看過病。

后來船長又叫了一瓶燒酒,由我付錢,他舉杯祝我健康,并且說,阿姆斯特丹的醫生看病認真,而且早上這么早就能出來四處走走,他看了心里很高興。

但是我對他說,我平時難得這么早就到阿姆斯特丹的這個地區來,今天是給一個朋友送殯回來,才偶爾走過水閘到了這邊。

“那個朋友可能是誰呢?”老詩人問,“因為我就沒有聽說有哪個要人去世的消息。”

“對的,”我回答,“我想你沒有聽說。他死得很突然。不過你知道這個人。他叫倫勃朗·凡·萊茵。”

他略帶窘迫的神色瞧著我。

“我當然知道他,”他說,“一個很偉大的藝術家。當然,我很難始終同意他的觀點,在許多事情上,他的想法部和我截然不同。首先,我相信他從來就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然而盡管如此,他還是一位偉大的畫家。不過請告訴我,醫生,你可相信死者真的是他?因為倫勃朗,如果我記的不錯,是在五年前就去世了,對的,還不止五年,他死在英國的赫爾。他是為躲避債主而逃去的,是這樣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赫爾?”船長插嘴說,“不是赫爾!那人的事我全知道。他給船長約里斯·德·考列利畫過一幅肖像,一六五二年我們在多佛一戰中擊敗布雷克時,我在跟隨那位船長做二副。是的,倫勃朗的事我全知道,為了自己的女仆的事而跟牧師們爭執不休的就是他。不過他是在大約六七年前就到瑞典去了。我有個朋友,經常隨船到但澤去,他在一六六一或一六六二年,把倫勃朗送到了哥騰堡。這是他親自告訴我的,我相信一點不含糊。”

“兩位好朋友,”我回答說,“不過倫勃朗確實是在上星期五去世的,我們今天早晨才把他殯出去。”

“奇怪,實在奇怪!”翁德爾嘟嚷道,“他就死在這個城市里,而我過去甚至不知道他還活著!”

“唉,”好心腸的船長說,他希望使大家都能和他一樣快活,于是向侍者打個招呼,叫了第三瓶燒酒和苦味啤酒。“唉,那真太不幸了,不過我們大家遲早都要死的,我相信,活著的畫家還很多呢。來吧,為你們的健康干杯,兩位先生!只要年景好,不愁沒畫家!”

* * *一六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于瓦爾堡霍夫威克村兩星期過去了,又已發生許多事情。

送殯以后當天晚上,我到魯辛渠畔倫勃朗的故居,給可憐的瑪格達林娜開了一張鎮定神經的藥方,她當時還在念念不忘屬于她和柯奈麗雅的那一小袋不見了的金子。幾天以后,柯奈麗雅在一疊白紙后面找到了那袋金子,但在我去的那天晚上,倫勃朗仍在遭受偷竊女兒金錢的嫌疑,瑪格達林娜又是哭啼又是嗚咽,直到睡著才算罷休。我回到醫院,給康斯坦丁·霍伊根斯閣下寫一封信,他在已故的亨利公爵時代,同故世的畫家有些交情,而且一向對畫家的天才十分欽佩。當天深夜,我把信送給一位將去海牙的商船船長,他很肯幫忙,答應把我的這封信,連同市長托他轉交的有關遞補市參議員缺額問題的正式公文,于次日上午一并呈交霍伊根斯閣下。

三天后,我接到了這位著名的老外交家的回信,他當時的年歲必已七十開外。

“親愛的醫生,我當向你深表謝意,”他用正確嚴謹的拉丁文寫道(因為他一直認為,用本國語寫信是失禮行為,幾乎象正式訪友而不帶縐領,或午宴已畢而不擦嘴一樣不可原諒),“我當為你十月九日之深情厚誼謹致謝忱。噩耗傳來,不禁深為震驚,我深知磨坊主的這個兒子才華出眾,天賦不凡,而竟落得如此悲慘——可說最為悲慘之結局!但我輩中,凡敢猛攻奧林匹斯高峰者,似均必遭此等厄運,若在其他國家,人民必會認為值得為他舉行國葬,國王必會為他送殯且引以為榮。然而,雅典人何嘗不曾流放菲狄亞斯?佛羅倫薩對其天才輩出之優秀子孫除處之以死而外,又曾給予何等報酬?

“博學的朋友,如今我已是年邁之人,遠離無謂喧囂之騷亂世界而隱民。

瘋濕癥又已發作(甚為嚴重),近來寫作之事已深感力不從心。你于遭遇此等最不幸之事件以后,定須調換環境聊以散心,何不來此安靜的隱居之地稍住數日?我除竭誠歡迎外,并無上品敬你,僅有古城亞威農名產葡萄酒若干可資共飲。此種名酒幾使老異教徒如我者,亦相信羅馬教皇的設立有若干可取之處。釀造這類名酒者,必是生活藝術之巨匠。

“暫且就此擱筆,請即抽暇賜復。盼告知來期,以便派車于維爾迎候,自該地至寒舍——你的至誠摯友的寓所——僅一箭之地。

康·霍敬上”

我沒有理由拒絕。我的兒子威廉姆已赴萊登求學。能干的苒蒂自能料理家事,我的族弟菲依彼(伏列斯蘭的一個姓凡·隆恩的人,三年前移居阿姆斯特丹)可以代理我的業務。我回信表示欣然同意,三天后,即乘船南下。

旋途中除聽到一場激烈爭吵外,可說平安無事;一個看來象牧師的矮胖的人(后來證明是個鞋匠)和一個看來象鞋匠的瘦高的人(后來證明是個牧師),為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理由,對于“本體同一論”和“本體類似論”

展開了由來已久的爭辯,關于基督是“無父之子”和“有父之子”兩種論點爭吵得那樣激昂,看來非打架不可,幸虧船長出面威脅說,如果他們再不住口,便把他們兩人一同推下船。

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類似的事在所難免,因為這里的每一個人都認定,獨有他一人掌握住打開唯一的真理之門的鑰匙除了這個不幸事件外,這次航行愉快而無聊(愉快的航行大都如此)。到了維爾,便看見老馬車夫彼埃特正在等候我。一小時后,我已在本來就很熟悉的一間側屋里旺盛的炭火前坐下取暖,這間屋子正對著一望無際的原野,它一直延伸到德佛特的斜塔旁。

可以說,我從來不曾如此愉快地度過一個休息日。就休息日這個詞的最美好最真實的意義而言,這一天確乎是名副其實。這一個休息日過得生動有趣,因為一有融洽的談話,二有上好的飲食,三有殷勤的主人自始至終周到的招待。的確,即使我國這個新奇的國家沒做別的事,就只培育了這么一個人,我也不會認為這種實驗是一種失敗。他到過世界各地,他認識各個要人,但他一向保持簡樸,就象昨天送來幾只新鮮蘿卜而使他高興的那個園丁。他用拉丁文寫作,和用本國語一樣自如,而我國的這種難以掌握的語言,在他用來宛如柔和婉轉的阿利奧斯多的本國語。他精通音樂,在素描和繪畫藝術方面也有相當技巧。他的數學才能已經促使他的兒子克利斯蒂安取得輝煌成就,現在這個兒子正在巴黎對自己發明的有擺的時鐘作進一步的實驗。在最近一次荷英戰爭期間,康斯坦丁似乎曾經遭受經濟困難,但是一家人的簡樸生活過得十分美滿,大君主本人的宮廷生活,也未必比這霍夫威克村的日子更如人意。

上半天我是在自己房間里度過的,窗外原是什蘭沼澤,現已變為肥沃的牧場。樓房底層有一個藏書甚多的圖書室,管理人要我把適合我的趣味的書籍盡量多帶一些回去看。

老頭兒彼埃特已經跟隨他的主人將近四十年,他給我送早餐來,并談起天氣情況,自從我星期四到了這里,天氣一直十分晴好。

午后一點鐘,我到花園里作短時間的散步,這個花園是按照法國風味布置的(法國人卻根據一種不可理解的理由,稱它為“荷蘭式的花園”)。兩點鐘,我們乘馬車作了短時間的游覽,此后,我們賓主二人一起度過了下午和晚上,話題當然幾乎是必然轉向我們的魯辛渠畔那位朋友的逝世。

我是個醫生,看慣了死亡。我不是虔誠的教徒,終生不能理解基督徒們令人毛骨悚然的嗜好,他們自從羅馬墓窟時代起,就喜歡夸大藏尸所里的恐怖氣氛。古人在對待死亡的態度上要理智得多,這種態度作為一種永遠樂觀的榜樣流傳給了我們。他們懂得,世界只是通過種種對比而存在的。沒有黑暗,就沒有光明;沒有憂愁,就沒有快活;沒有死亡,就沒有生命。我接受他們的至理名言,因此,倫勃朗的逝世這件事,并不使我過分悲傷(上帝知道,活著對他并不是什么樂事),但看到他的全部努力付諸東流,卻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我有時很害怕這種推理方法可能使我們得到的結論,霍伊根斯閣下昨天鄭重其事地對我談了這種思想的危險。

“你得留神,”他說,“否則我只得把你的懷疑提給我的鄰居,一個有學問的猶太人來解決,他會把你的這些懷疑放在笛卡兒和培根兩派哲學的混合劑里洗一洗,然后再用他自己那無情的邏輯加以漂白,等到把這些懷疑再還給你的時候,就已經縮小為整整齊齊繡在破布上的“有待證明”四個字了,而這些破布不久之前還是一件很有用的外衣,它本來可以使人們溫暖地躲在懷疑的王國里,但現在給撕碎了。”

“不,”我回答,“那也解決不了疑難。我并不喜歡天上的那個奇怪的統治者,盡管我國的加爾文主義者稱它為正義的耶和華;但是我也不希望把萬能的上帝貶降為一個數學公式。我的煩惱不在于神學上的不同論點。

“我了解早期的斯賓諾薩,這是在他的同胞企圖謀殺他之前的事。一個風趣的人物、學者,誠實的人。但是我有點怕受那些用自己的內在意識給自己縫制精神外衣的哲學家們的感染我不完全是個神秘主義者,因而寧肯接受 《愚昧的頌詞》,不愿接受世上各種形而上學的思想。不,使我痛苦的并不是可憐的老朋友倫勃朗的命運。他或者是對自己的命運根本無可奈何,或者是由于盡畢生精力來解決以鉻黃顏料和純白鉛粉的若干色斑來表達永恒的光線這個問題,以致忘記了其它一切。不,使我耿耿于心的,是另一件事。”

“是活人的事,而不是故世者的?”

“對了。要談的正是這個。自從我們獲得自由,我們的國家就變成了從未見過的天府之國。我國的牧師們以其素有的謹慎,把一切都歸功于自己,把我國這些財富看作是萬能之神的恩賜表現,看作是對奧倫冶王室各項政策的認可。他們也許是對的,但我覺得,我們的優厚的貿易利率,不僅跟那個滿臉怒氣而喜愛焚燒內臟的臭味的古代猶太神的贊許有關,同樣也跟我國的幸運的地理部位有關。我想這話不致使你生氣吧?”

康斯坦丁閣下搖搖頭。“這些說法都很難說是我在同國王詹姆士(想起他,就很高興)共進午餐則愿意提出的意見,也不是在冗長的宗教會議上打瞌睡時愿意提出的見解。不過這里只有你我二人,老頭兒彼埃特是個聾子,而且老實對你說,我寧愿讀一頁伊拉斯莫斯的著作,而不愿去聽愁眉不展的日內瓦博士的說教。往下談吧,把你的煩惱都告訴我。”

“好,正象我方才所說,我們這里的事是國策的新奇實驗的一部分。我們已經把一片沼澤變成了另一個羅馬帝國。我們統治著世界各地數百萬的黑種人、黃種人和紅種人,直到不久以前,我們還擁有一支常備武裝,它比任何人所夢想的都要強大,我們出錢維持這支武裝,而它并未使我們感到財政拮據。我們現在也許擁有任何國家都不可比擬的強大海軍,無論如何,我們似乎確有足夠的資金維持這些戰艦,使它們并沒有特別頻繁地鬧亂子。

“我們在用一片又一片比神圣羅馬帝國還要大的領土變戲法,就好象我們是些玩石子的小孩子,某一天,我們在北美洲買下幾十萬平方英里的大森林,宣布那些地方屬于我們,過了半世紀,我們又把它賣掉,在南美洲購置幾十萬平方英里的甘蔗田,但是沒人知道,沒有經管,所以無論買了大森林或者甘蔗田,實際上沒有什么區別。

“我們供給全世界糧食、魚類、鯨骨、亞麻布、皮革,我國的倉庫里堆滿了一年兩度或三度運入的成包的肉荳蔻和胡椒,而在這期間,我們連續打仗,后方人民先到教堂為勝利而祈禱,然后才去工作,稍微多掙一點錢,便做投機生意,買賣印度公司的股票、山慧姑、斯匹茨北爾根的鯨腦油、阿姆斯特丹的不動產,有時倒楣,有時走運,就好象他們終生從未做過其他任何工作,就好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父輩和祖父當初都是十分正派的屠夫、面包師和制造蠟燭芯子的工人,都曾為掙一枚銅板而累得半死不活,只要苦干十五年能添置一套出外穿的新衣服,就會心滿意足。

“但是這種情況還不足以使我們對將來如此焦急不安。我們大家各有始祖。當奧地利的皇帝向阿姆斯特丹提供貿易資金,發展他的汞礦企業時,他曾印制一種發起書,說明他是羅馬大將愷撒的一脈相傳的后裔,但在我祖父那個時代,哈布斯堡王朝的老頭子查理每逢喝了一肚子比利時啤酒和法國白蘭地,聽到我的祖父勸他說,任何人的腸胃都受不了這種強烈的混合劑時,他總是哭哭啼啼,向我祖父問道,象他那樣一個西班牙農民和法蘭德斯人私生子的后代,前輩祖先又是查理曼部隊里一個趕著瑞士牛車做生意的隨軍小販,還會有什么希望。

“他也許有點言過其實,但當法國皇后訪問阿姆斯特丹時,市長們硬要無盡無休地對她講述‘陛下的光榮的祖先,塔斯康的開明的統治者’,以及諸如此類的話,我記得輪到我出席作陪時,人們對她說,我是圣卡捷琳醫院的顧問醫生,愚蠢的老頭子威森知道我一向討厭藥劑,所以介紹說,‘是的,陛下,他平生所開的藥丸,比當代任何其他醫生都要多’,老皇后有點凄苦地微微一笑說:‘先生,我很懂得藥丸,我的戰袍里就裝有三粒約丸。’ “不,并不是我們的國家富裕了,反而使我煩惱。看到每一個人都能吃飽穿暖,這倒是樂事,多添一件亞麻布換洗衣服,從來不會傷害一個人的自尊心。但是我們將把我們的全部財富用于何地?已故的英國詹姆士陛下的使節(一個機警的人,據說在人們殺害巴奈維特的約翰那天,他曾舉行舞會),以其常用的很有風趣的風格向他的皇上稟報時問道:‘一個僅僅是由海軍保衛著的帳房’一樣的國家,還能有什么前途?

“但是這個粗俗的清教徒說對了,至少有幾分對。只要我國的商人能把一個吉爾德買來的東西賣兩個吉爾德,獲得百分之百的利潤,只要老百姓對他們的統治者百依百順,星期日一天三次做禮拜,我們就沒有疑問,我們就以富裕為滿足,就沾沾自喜,而且過去也從不過分挑剔;但是也要談談并非這類庸俗的事情,比如我們竟讓我國最偉大的詩人拿著一枝鵝管筆,在骯臟的當鋪里每天工作十小時,才得免于餓死,我們陪同當代最偉大的畫家走遍整個市區挨門討債,讓幾個不久以前花費數千吉爾德購買了附有十六種紋章的盾牌的米販子,騙去他最后的幾文錢,即使老公爵,也須在催討八九次之后,才肯付給畫家一點報酬。

“倫勃朗和翁德爾的遭遇,也是其他所有人的遭遇。西班牙王、丹麥王、英國皇帝和國王,甚至俄國(雖相距甚遠)的野蠻君主,都派有使者駐在阿姆斯特丹,為他們搜集我國這些偉人的作品。而我們卻讓這些偉人死在貧民收容所里,就仿佛他們是多不勝數的流浪乞丐。”

我就懷著這種心情,差不多談了一個下午,康斯坦丁閣下非常耐心地聽著,但我想,他并未充分回答我。也許他回答過,但我有點記不清了。

* * *我很疲倦,而且感到后腦疼痛,要去睡了,明天繼續寫完。

一六六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于霍夫威克村一時看來,仿佛簡直活不到“明天”了。

我必是在給倫勃朗送殯那天受了涼,因為我記得,我在來瓦爾堡的途中,在內河小船上打過一兩次寒顫,當我到達霍夫威克村的時候,牙齒在咔噠作響。我聽見,我那位年長而和善的主人至少從海牙請來了三位醫生給我治病,看到他們沒辦法使我退熱,他又派人到萊登請來一位年輕的教授,這位教授當時正在用金雞納樹皮作治病試驗,他給我開了些藥酒,功效顯著,因為從那天起,我聽說我的病情開始好轉了。

我的這次不幸,根據一陣陣的寒顫和高燒兩種癥狀看來,是受了“三月毒”或前一世紀流行頗廣的“英國盜汗癥”的感染,再不就是從美洲或亞洲傳染到我們這里的一種從未見過的疾病,關于這一點,我的那些有學問的同行兄弟們似乎并未能作出定論。但是金雞納樹皮顯然十分有效(將來繼續行醫時,當立即對我自己的病人試用這種藥),或者也可以說,是我在親切的主人那里所受到的無微不至的照料,才使我免于死亡。

最重要的是,我似乎未患這種病帶來的貧血癥或其它極為常見而且苦不堪言的后遺癥。但是,當醫生允許我坐起來,當我又開始關心周圍世界的時候,我立刻發覺我好象在智力上已經衰竭(這是我的病人們常常使我感到憂慮的一種情況),無力擺脫一些簡單思想的干擾,這些思想在我心里此起彼伏,糾纏不清,使我簡直想要放聲尖叫,于是只得約束自己,以免妨害身體健康。

過了幾天,這種情形稍有改善,但又開始覺得,似乎有一種東西在我得病時凝結在我的心里,無論如何也沒法使它融化開來。我愿意承認,倫勃朗的逝世使我感慨之深,超過我平生遭遇的任何其他事件。來到霍夫威克村時,我對他的悲慘命運滿懷不平,直到得病為止,所想所談,實際上盡是這一件事。

在發燒期間,每當陷入昏迷狀態(康斯坦丁閣下上星期對我這樣說),我便繼續進行倫勃朗的奮斗。毫無疑問,他理應遇到較好的命運,然而,我國大多數人,對于給自己民族帶來榮譽的真正偉大的人們,根本漠不關心,不過我從前常抱一種哲學上的冷靜態度,常以一種優越而快慰的精神上的鎮定,看待世上的罪過。

童年時代,每當我們看到鄰居做出一種特別愚蠢的事情,感到十分激動的時候,我們的祖父總是警告我們,要我們記住我家那位著名的表親伊拉斯莫斯的可靠的忠告:“既然世人喜歡受騙,我們就不妨讓他們去受騙。”他勸我們自己處世接物絕對忠誠老實,但在接觸到人們的某個特別愚昧的方面時,則不必每次都為之煩惱。

“因為你一旦過于認真地看待人類,”他警告我們,“那你不是失去對事物的幽默的理解,就是變作虔誠的教徒,遭到這兩種情況的任何一種,活著都遠遠不如死了好。”

一般地說,我從前一直能夠嚴格遵守這種明智的和忍耐的處世之道。在歷史上千萬次看到我的同胞頑固無知,妄圖害人反而害己的時候,我既不曾花費很多時間憐憫他們,也不曾盡情表示歡快。我看到這種事,就只認為理所當然,從來不曾打算大力改善上帝的不幸擺布。

但現在,心情有所不同,無論怎樣努力,我仍擺脫不了一種固執的想法,總認為我對我的朋友的逝世,負有某種責任。盡管我的主人和萊登的那位醫生朋友(他并不是除藥粉和藥丸而外,一無所知的人,我不能說,我的大多數同行都是如此)百般開導,我仍然不能使我那衰弱疲憊的腦筋安靜下來,老在回想那天早晨西教堂里最后一幅可怕的情景,回想那些嬉皮笑臉的執紼人,以及喝酒罵街的掘墓人,他們對待那神圣的靈柩十分輕率,仿佛里面裝的是酒后鬧事而被打死的一個無足輕重的俗人。

然而如果生活、至少是我的生活,還得過下去,我首先必須清除這些異常固執的憂郁,我理解這一點,同時卻又做不到這一點,意識到自己理解這一點而又做不到這一點,心頭的苦惱更進一層,于是地獄本身也就不象我在幾星期前所感到的那樣可怕了,因為那時我還力圖恢復身體健康,建立某種精神穩定。

幸虧有一天,康斯坦丁閣下竭力為我解悶,消除我的那些抑郁思想,陪同生病前我曾聽他約略談起的那個博學的猶太人來找我談天,否則我真不知道如何得了。

在舊時代,我在阿姆斯特丹和斯賓諾薩見過幾次面,而且曾到萊茵斯堡拜訪過他,但從那時起,又已發生許多事情,我幾乎忘記了他是怎樣一個談笑風生而且心地純潔的人。他的思想,如前所說,我一向了解得不多,而且神學和哲學理論,無論如何不很適合我的興趣。但對一個久病之后正在復元的人來說,斯賓諾薩真是個天賜的恩人,我約他下次再來(在得到了我的主人的慨然允諾時),并且盡可能地常來談談。

他住在瓦爾堡村一個很簡陋的寓所里,相距不過幾分鐘的路程。后來每當他做完一天工作之后,經常到這里閑談一會兒。我很欽佩我的主人的心地光明磊落,因為不久以后,海牙人就必已聽說,當時還活著的一個最危險的異教徒,經常到霍夫威克村作客。在他第一次來訪(是在一個星期二)后的五天內,那個人多嘴雜的村子(它實在不配稱為一個市鎮)里,就至少有三個牧師在講道時含糊其詞地諷刺說:“某些主張自由思想的人,據說又在感化那些同奧倫治王室有密切關系的人們。”

但當康斯坦丁閣下聽說這回事時,只不過聳了聳肩,這我放心了,依然歡迎那位年輕的猶太人來訪,他目光銳敏,聲調象葡萄牙語那樣柔和;實際上他似乎相信,一切永久不變的真理都可以化為數學等式。

主人不知是否曾把我的這種奇怪的精神痛苦告訴過這位溫和親切的先知 (天哪!這個年輕人跟他那一班喜歡爭論的吵吵嚷嚷、嘮嘮叨叨的猶太法學家相比,實在高明得多!),不過有一天,他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把談話引到倫勃朗的身上,他聽說了倫勃朗的過早逝世,感到十分震驚,他非常喜愛倫勃朗的作品——特別是蝕刻銅版畫,因為這一種作品更符合他的數學情趣,后來他要我談談這位大師臨終前和出殯時的情形,我當然十分高興,他連續聽了三天,后來有一天,他很突然地說:

“醫生啊,你知道嗎,你得進瘋人院了,不過我聽說,住在那里并不愉快。”

對于這句話,我異常鎮定而達觀地回答說:“對的,我的朋友,這我知道,但我又有什么辦法呢?”

他給了我一個完全料想不到的答復:“趁你還沒有發瘋的時候,把你的不平全寫下來,借以消除你的郁悶。我自己就正在這樣做。”

一六七○年四月三日于阿姆斯特丹這種醫治方法果然奏效。

不料在晚年,我發現自己十分意外地變成了一本書的作者。

我原無意寫書,因為我是醫生,不是著作家,但這又有何妨?這些篇章將被細心包扎起來,同我的其他財產放在一起。它們沒有文學價值。我的兒子對這類的事又不感興趣,所以將來無論如何不會出版。

倫勃朗如果有知,他也必能諒解。

我的這項工作已經做完,現在必須繼續為生計忙碌,因為我丟開業務已經很久,積下許多有待處理的工作。

從下星期一算起,再過兩星期,我就滿七十歲了。這樣的年歲雖還比不上霍夫威克村那位早已七十開外的和善的主人,但已不是輕松愉快的時日。

壽命至多還有十年左右。十年后——一切聽其自然。

我就這樣同這項喜愛的工作分手了,它在我康復期間給了我莫大的幫助。

從現在起,我的右手又將僅僅接觸手術刀。但愿它對一切都能百發百中,真誠耿直,就象我書桌上的這枝畫筆,它是我那位最親密的朋友和荷蘭民族最偉大的人物留下的唯一的觸摸得到的紀念品。

約翰·凡·隆恩

譯者序

倫勃朗·哈門士·凡·萊茵是我國美術界和美術愛好者早已熟悉的十七世紀荷蘭畫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許多優秀的繪畫和腐蝕銅版畫,特別是肖像畫,都是不朽之作,早已成為世界文化寶庫的組成部分,對歐洲繪畫藝術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倫勃朗生活的時代(1606—1669),正是荷蘭人民反對封建統治和異族暴政的斗爭取得勝利,荷蘭共和國得以建立,生產關系發生變革,經濟日趨繁榮的時期,同時也是繪畫藝術得到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所以這個時期除倫勃朗外,荷蘭還出現了象法朗士·哈爾斯(FransHals,1580—1666)、約翰·佛美爾(JanVermeer,1632—1675)和凡·奧斯塔德(VanOstadc,1621 —1649)這樣一些卓越的畫家。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荷蘭的民族文化和藝術才擺脫了佛蘭德斯派藝術(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魯本斯)的發展道路,形成了在歐洲藝術中占特殊地位的荷蘭畫派。這個畫派的主要特點是:形象生動而富有詩意,注重人物內在精神的描繪,作品真摯自然,細節修飾精致,色調和諧,善于表達空間的深遠以及光線和空氣。

不過在這個時期,荷蘭還有另一個畫派在成長,那是一個迎合社會“上層階級”、主要是富商的審美趣味的藝術流派。這一流派在形象上片面追求形象的富麗華美,偏重表面趣味和膚淺的描繪,內容上以頌揚富裕市民的安逸生活為主要題材,回避社會矛盾,粉飾太平。這種傾向在哈爾斯和倫勃朗的某些早期作品中也曾多少有所反映。然而隨著現實生活的演進,他們擺脫了這種傾向,開始把毫無虛飾的生活真相以及不滿和反抗的主題,引進自己的作品中。倫勃朗對普通人、流浪漢乃至乞丐的深刻同情,對英雄人物的無限景仰,以及他把當時社會的人生作為悲劇而加以無情揭露的那種堅定不移的藝術主張,漸漸引起統治階層和富商們的不悅。因此,倫勃朗作為畫家的聲譽在當時僅僅持續了十余年便每況愈下,終于一蹶不振。倫勃朗自己對于這一點當然有所了解,他在本書中不止一次地講到“上流人士”害怕他的原因;但同時,他對自己的藝術始終抱有信心,他認為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他的。遺憾的是,到了晚年他仍然沒有看到自己的信念變成現實,于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三百年后。歷史畢竟是公正的,它提前二百年使倫勃朗得到了世人的承認。

倫勃朗和哈爾斯的藝術從十七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便日漸不能為上層人士所欣賞,而上層人士正是繪畫的主要購買者,所以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貧苦生活的開端。然而貧困只能使哈爾斯慘死在濟貧院里,只能使倫勃朗依靠兒子的小畫店而度過晚年,卻絲毫不能動搖他們的藝術信念。關于這一點,美國藝術史家和藝術評論家多瑪斯·克列文在他的《藝術家列傳》 (ThomasCraven:MenofArt,NewYork,1931)中說得頗為公允。他說:

倫勃朗“為了保持藝術家純潔的良心和爭得繪畫語言的自由,寧肯犧牲他早已贏得的聲望和相當可觀的收入,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美國人對這一點有深切的體會,因為在我們這里,為保持普通的尊嚴而作出的微不足道的犧牲,都被認為是愚蠢的行為。..但是倫勃朗為什么在他的作品市場已經消失,許多人對他側目而視的時候,卻更加勤奮地工作呢?這是因為他要證實他做人和做藝術家的能力;他要證實他確切值得為自己的藝術主張而活下去..”

倫勃朗的藝術在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受到荷蘭所謂上層社會的變本加厲的排斥和輕視,到了他在世的最后幾年,他已被世人所遺忘,連阿姆斯特丹(他在這里工作了三十七年,直到去世)本地人也不例外。正如本書緒言中所說,甚至荷蘭的大詩人翁德爾在聽說倫勃朗逝世的消息時也不能置信,因為據他所知,倫勃朗是多年以前的一位大名鼎鼎的畫家,很久不曾聽到這個名字了,想必早已不在人間。倫勃朗去世后,他的作品也沒有立即引起人們的注意。

但是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即畫家去世一百年后,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波蘭的一些畫家,相繼開始接受了他的創作的影響。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倫勃朗的繪畫和版畫藝術才在世界各國得到普遍的深刻理解和正確評價。

各國美術評論家對倫勃朗的評價并不完全一致,這也是很自然的。例如,絕大多數評論家雖然都認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細致入微的心理刻畫是這位大師在繪畫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他在這方面達到了難以逾越的境地;但在光線運用上,評論家們就褒貶不一了。英國藝術批評家兼詩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1757—1827)和藝術批評家約翰·拉斯金(JohnRuskin, 1819—1900)都曾指責倫勃朗在光線運用上是“感覺主義者”,指責他不惜犧牲真實而取得光線效果。而英國的文藝批評家兼詩人阿瑟·西蒙斯 (ArtlurSymons,1865—1931)就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在某些時候,倫勃朗似乎這樣做過,但他是為了強調他所認為的部分真實才這樣做的。他用光線探索或照亮一個人物面部的內在意義,或一個事件的危機所也。他不象那些認為一切可見的事物都同樣重要的畫家那樣濫用光線。他設身處地考慮人物和事物,喜愛或者憎恨他們,而光線則是他的一種天然手段,它能起集中或分散、創造或批判的作用。”

這后一種論點逐漸得到了評論家們的贊同和進一步的闡述。美國藝術評論家多瑪斯·克列文說“倫勃朗從來不為一時的感覺所左右;他不重視帶有偶然性的自然光線下的人物面部和身影的暫時模樣;他先讓人物的面部和身影在自己心目中構成一個單一的、不可改變的高尚的輪廓,然后再把自己的全部體驗有力地畫在人物形象之中。我們應當記得,倫勃朗的光線既不是太陽光線,也不是蠟燭光線,而是他自己創造的一種光輝。”

德國藝術史家瓦爾奈克和英國藝術史家果姆布里克也都有類似的看法。

他們認為倫勃朗的許多繪畫給人的第一個印象都是較為晦暗的褐黃。但是這些晦暗的調子卻與寥寥無幾的明快色彩形成更加有力的對比,從而使他的某些繪畫上的光線看來幾乎耀眼欲花。不過倫勃朗運用這種奇異的光線和陰影的效果,從來不是為了描繪光線和陰影本身。它們一向是用來加強畫面的戲劇性的。

如何描繪光線及其瞬息間的細微變化,如何利用光線有效地表達繪畫的內容,是倫勃朗盡畢生之力悉心探索的課題,也是后人在研究他的作品時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書第二十一章敘述了這位大師在這一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收獲。

現在的這本《倫勃朗傳》,是倫勃朗的家庭醫生的回憶錄。原書共有三種版本。較早的兩種均以《倫勃朗的生平與時代》( TheLife & TimesofRembrandtvanRijn)為書名,全書八十章,五十余萬字;較新的一種版本以《倫勃朗傳》(TheLifeofRembrandt)為書名,共四十一章,二十余萬字。現在的這個譯本所根據的是后一種版本。

這個版本系由舊版本的八十章中選出四十一章編輯而成,舍棄的三十九章都是論述倫勃朗的時代的,同畫家的生活和創作并無直接關系。現在的這四十一章中,對倫勃朗的時代所作的評述也已頗為詳盡了。

這本書的作者約安尼斯·約翰·凡·隆恩通過行醫與倫勃朗結識后,便成了他的最忠誠的朋友。兩人共患難同榮辱,長達三十年之久。約安尼斯的生卒年月不詳,但從書中可以知道,他和倫勃朗的年齡相仿。他是荷蘭的名醫,阿姆斯特丹的社會名流,博學的文人。

約安尼斯·凡·隆恩是一位憤世疾俗而有正義感的知識階層的代表人物。

這本回憶錄的寫作動機,據作者自己說,就是為了抒發內心的憤慨。約安尼斯醫生對倫勃朗終生不渝地研究繪畫藝術以及取得的卓越成就欽佩之至,他站在一個普通的荷蘭人的立場對畫家滿懷崇敬和感戴之情,因而對他晚年的悲慘遭遇深切同情,以致在畫家去世后,他先是疾憤填膺,而后郁郁成疾。

后來荷蘭著名的哲學家斯賓諾莎勸他把內心的不平寫出來,借以消除積郁。

于是他在倫勃朗去世后的第一年里,丟下了醫生的日常業務,寫成了這本書。

但從字里行間看來,這本回憶錄并不完全是這一年里寫出的作品,而是從作者同倫勃朗相處的年代里的日記片斷中整理出來編寫而成的,雖然作者曾說,他沒有記日記。

作者當時知道,在倫勃朗遭受歧視和排擠的情形下,這本回憶錄絕無出版可能,只希望把它作為自己的一部分遺產留給后代子孫。到了本世紀初倫勃朗的藝術受到普遍推崇時,本書作者的第九代后裔亨德里克·威廉·凡·隆恩才把這部手稿整理出來,譯成英文,于1930年在美國首次出版。

亨德里克·威廉·凡·隆恩(1882-1944)出生在荷蘭的鹿特丹,早年留學美國,并在那里做過報館的通訊記者、歷史和藝術史講師,著有《荷蘭共和國的復滅》(1913)、《荷蘭王國的興起》(1915)、《人類發展史》 (1921)等書。

這本書當初既是不擬發表的私人日記體裁的回憶錄,那么書中穿插作者的一些私事,原是無可厚非的。當然,作者的意圖在于通過這些身邊瑣事、風土人情,以及個人經歷和社交,反映當時的時代風貌。書中以許多具體事實為根據,多次猛烈抨擊社會制度的不合理,詛咒同暴政相勾結的教會勢力,揭露當權的富商唯利是圖和愚蠢無知,有時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對民族文化和藝術的忽視和摧殘,責罵他們使阿姆斯特丹變成了“政治性的賬房”。

作者一再聲明,他對于造型藝術所知無幾,因而不敢對繪畫進行分析和解釋,但他通過同倫勃朗的多次談話,向我們說明了畫家的若干幅杰作(如 《丟爾普醫生的解剖學課》、《城市自衛隊在班寧·科克大尉率領下出發巡邏》、《浪子歸來》、《克勞狄·西維利斯的密謀》、《阿姆斯特丹布業公會理事會》等)的構思和創作過程,以及這些作品在當時引起的反響,同時也介紹了倫勃朗的若干藝術觀點。書中直接或間接提到的繪畫和銅版畫近百幅,并向我們介紹了許多幅肖像畫的人物原型,說明了他們的出身、性格、職業和社會地位,以及同畫家的關系。這都將有助于我們對這位大師的許多作品進一步的理解。

這本《倫勃朗傳》,是有關這位畫家的第一手資料,它的可貴之處在于真實。倫勃朗盡畢生之力從事繪畫和銅版畫的創作,他不象米開朗琪羅和魯本斯那樣廣泛地參加政治和社會活動,因而沒有留下任何書面材料。我們只能從這本傳記中去探索他的生平事跡和創作道路。本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歐美各國出版了一些研究倫勃朗的著述以及以他的生平和創作為題材的幾本小說和一部電影。但所有這些作品幾乎都是以這本回憶錄為藍本而撰寫的。

所以這本書可說是了解和研究倫勃朗的最翔實的依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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